崇祯十年的暮春，西苑的桃花已谢，绿叶成荫。御营校场上的操练声、讲武堂内略显生涩的诵书声、“商务局”作坊里日夜不息的敲打声，共同交织成一幅励精图治的图景。朱慈烺的目光在巩固北地军备、经营江南根基的同时，却悄然越过了漫长的海岸线，投向了那片波谲云诡的蔚蓝——海洋。

这个念头并非凭空而起。来自后世的知识让他比这个时代任何人都更清楚地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贸易航线、财富流通、技术传播、乃至未来国家安全的命脉。而明末的现实是，朝廷海禁政策时紧时松，官方水师废弛不堪，万里海疆的主动权，实则掌握在几股亦商亦盗的庞大海上势力手中。其中最大的一股，便是雄踞东南沿海、挂名“海防游击”实则掌控东西洋贸易的——郑芝龙。

此人出身海商兼海盗家庭，精通多国语言，早年辗转于东亚各路海上势力之间，最终凭借过人的胆识、手腕和武力整合各部，受明朝招抚后仍保持极大的独立性，拥有令人咋舌的庞大船队（大小船只数千）、精锐的私人武装和覆盖日本、南洋乃至更远方的贸易网络。他是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海上国王”，也是未来任何想要经略海洋的力量都无法绕开的存在。

朱慈烺深知，以自己目前的力量和朝廷的现状，根本无力也无暇组建一支能与郑芝龙抗衡或取而代之的强大海军。贸然触动海洋利益，只会招致不可测的风险。但他必须播下种子，建立联系，为遥远的未来埋下伏笔。海洋战略，必须从现在开始布局，哪怕只是极其微小的一步。

机会，出现在郑芝龙派往北京打点关系、打探朝局动向的代表身上。这位代表姓郭，名廷益，是郑氏集团中少数有功名在身、熟悉官场规则的“白手套”，常驻京师，负责与朝廷各部门及权贵勋戚维持关系，打点关节。此人圆滑谨慎，消息灵通，是郑芝龙在北方的重要耳目。

通过“商务局”李嗣京和林远那条线的暗中查访，朱慈烺大致掌握了郭廷益在京的活动规律和几处常去的茶楼、会馆。他决定，不通过正式渠道召见（那太过引人注目，且可能引起郑芝龙的过度戒备），而是制造一次“偶遇”，进行一次含蓄而意味深长的接触。

四月中的一个下午，天气晴好。郭廷益照例来到棋盘街一家以清雅茶点和隐秘性着称的“清茗轩”二楼雅座，与一位户部的郎中“品茶”。两人低声交谈片刻，郎中便因“衙门有急事”先行告辞——这其实是朱慈烺通过英国公张世泽的关系，给那位郎中安排的一点“急务”。

郭廷益独自品着香茗，望着窗外街景，心中盘算着近日打听到的朝局动向，尤其是首辅更迭后各方势力的微妙变化。就在这时，雅座的竹帘被轻轻挑起，一个面容普通、举止却沉稳干练的中年人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两名捧着礼盒的小厮。

郭廷益微微蹙眉，正要开口询问是否走错，那中年人已拱手施礼，低声道：“郭先生安好。鄙人姓周，单名一个‘安’字，受东主之托，特来拜会先生。”

“东主？”郭廷益心中一动，打量着对方。此人衣着用料考究却不张扬，言语客气却自带一股不容怠慢的气度，绝非寻常商贾或家仆。“不知贵上是……？”

周安（实为周文柏所扮，他精于此道）微微一笑，并不直接回答，而是示意小厮将礼盒放在桌上，轻轻打开。

第一个礼盒内，是两方上好的端溪老坑砚，紫檀木匣，古意盎然。郭廷益是文人出身，一眼便看出这绝非市面上流通的凡品，至少是贡砚级别，价值不菲。

第二个礼盒稍大，里面是一套精工打造的黄铜“千里镜”（单筒望远镜），镜筒上镌刻着细密的莲花水波纹，还配有一个精巧的皮套。这东西在京师虽非绝无仅有，但也绝对是稀罕物，尤其对于常需观察海况、船队的郑家而言，实用价值巨大。

第三个礼盒最小，却让郭廷益瞳孔微缩。里面是一份精心誊抄的《坤舆万国全图》摹本，并非市面上简略的那种，而是标注相对详细、尤其突出了大明沿海、东洋（日本）、南洋（东南亚）乃至更远处“泰西”（欧洲）部分海岸线的版本。图上还有些许朱笔批注，字迹清劲，似是提醒注意某些航道或港口。